《瞭望東方周刊》第34期封面：探索者的精神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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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深圳經濟特區的歷史，是從1980年8月26日算起的，那一天，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決定“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分別劃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區域，設置經濟特區。”

　　整整30年過去，深圳，這個當初毗鄰香港的小漁村，如今已是廣廈林立，霓虹璀璨，車流如織，成長為“中國南部綜合經濟實力、技術創新能力、國際競爭力最強的現代化大都市”。

　　回到更早前一點，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廣東省提出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屬于重要僑鄉的汕頭各劃出一塊地方試辦貿易合作區，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的建議，鄧小平非常贊同，他說：

　　“就叫特區嘛！陜甘寧就是特區。”

　　“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

　　“殺出一條血路來！”

　　號角由此吹起。人們看到，在其后的30年中，改革英雄有如過江之鯽，開疆拓土，沖鋒陷陣，事事敢為天下先，豪情壯舉歷歷不勝枚數。

　　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袁庚的智囊梁憲轉述了袁庚屢屢表達的一個觀點：“先行一步”的蛇口在改革開放的作為，是應了天時、地利、人和諸方面因素，乃是時代造就，“千萬不要夸大個人的作用。”

　　關于這一點，袁庚曾這樣告訴一位為他立傳的深圳作家，這里面有三個因素：

　　一，適逢其時。當時“文革”浩劫，中國的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全國人民渴望變革圖強。與此同時，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全黨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定。

　　二，適逢其人。一大批從中央到省市的深受“文革”迫害的領導者，都想改變中國的面貌，“如果沒有這批人，中國就不可能進行改革開放。”

　　三，適逢其地。蛇口與香港毗鄰而居，一水之隔。香港又是世界上市場經濟發展得最佳的地區之一，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所以，“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參照系，一個好樣板。我們可以照搬一些香港的成功的東西過來。而其他特區就沒有這么好的樣板。”

　　誠哉斯理。這當然不僅僅對應蛇口，放之于深圳的歷史，亦是如此。

　　即便這樣，回顧、梳理深圳歷史，討論下一步的發展定位與方向，我們還是再次回到開拓蛇口、建設深圳的那個高歌猛進、激情澎湃的時代，以期在這些改革開放的開拓者與踐行者的“精氣神”里汲取營養，造就更為堅實的未來。

　　探索者的精神遺產

　　在1982年，任仲夷來深圳的次數最多，就是在那一年，針對深圳的發展模式，國內一些報刊刊出《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等文章，指責深圳拍賣土地，是為了搞像清朝那樣的“租界”，是嚴重的“賣國”行為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志明?|?深圳報道

　　“英雄老矣，油盡燈枯。”這是袁庚的兒子袁中印在提及父親近況時，用的一個詞匯。

　　袁庚94歲了，正在蛇口安度晚年。袁中印描述說，老人作息無常，有時白天昏睡，有時卻在午夜醒來，醒后精神極佳，或是唱歌，或拉著他們做“檢討”，說些過往的舊事，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云云。

　　“世間公道惟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這是袁庚近年說過的話，歲月的無情也終于碾至他的身上。按照袁中印的描述，袁庚原本約140斤重的身骨，瘦得只有100斤左右了。若天氣晴好，有時，老人也會被抱上車，到街上轉轉，甚至會在麥當勞里小坐，吃買給他的甜筒。

　　屢屢上門的來訪者大多被拒之門外。一個特例發生在與《望東方周刊》記者提出見面的前幾天，那是袁庚的老友，一個曾給李光耀做過政治秘書的新加坡人，來深圳后非要見袁庚，袁中印同意了，這時的袁庚已無法與人正常交流，只是躺在床上合影留念。

　　“多傷感啊，還不如不見，”袁中印嘆說，而對本刊記者登門拜訪的請求，他拒絕了。

　　改革開放“第一炮”

　　時間回到1979年7月2日，這一天，蛇口工業區炸山填海，基礎工程正式破土動工，“轟隆隆”的炮響，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聲“開山炮”。

　　袁庚是1978年6月赴香港招商局總部工作的，這一年，他61歲。隸屬于交通部的招商局是中國民族工商業的先驅，由李鴻章創辦于晚清洋務運動時期。委派袁庚到招商局工作的是時任交通部長的葉飛，讓他過去“打開局面”。

　　是年10月9日，一份由袁庚以交通部黨組名義執筆起草的請示報告，經交通部黨組討論修訂后，上報至中共中央、國務院。這就是《關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

　　《請示》提出招商局24字經營方針：“立足港澳、背靠國內、面向海外、多種經營、買賣結合、工商結合”，提出“應當沖破束縛，放手大干，爭取時間，適應國際市場的特點，走出門去搞調查、做買賣”。《請示》建議：改革上層建筑，簡化審批手續，確定招商局就地獨立處理問題的機動權；授權可以一次批準動用當地貸款500萬美元的權限，從事業務活動。

　　“那個請示，那樣的文字，現在看來極其普通，但在那個年代，是沒有太多的人敢講的。”7月17日下午，在蛇口一家環境優雅的咖啡館里，55歲的袁中印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

　　而就在前述《請示》上報中共中央、國務院前不久，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的新中國第一個赴西歐考察的國家級經濟代表團于1978年5月出發，對法國、聯邦德國、丹麥、比利時、瑞士等五國進行了歷時一個多月的考察，其考察報告向中央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與建議。同年7月至9月，國務院召開務虛會，專題研究加快中國四個現代化進度的問題。

　　就在這樣的大氣候下，1978年10月12日，交通部的《請示》獲得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批準。同年10月28日，袁庚正式獲任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

　　上任伊始的袁庚在香港考察，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招商局的船只不經過任何檢查，也不用辦手續，就可以直接進出香港碼頭，在內地與香港之間往來很方便。由此，一個念頭在他的腦海里萌生：在內地沿海建立一個出口加工基地。經過調查研究與反復比較，寶安縣的蛇口被袁庚看中。

　　1979年1月31日，由廣東省和交通部聯合上報的《關于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獲中央批準。中國經濟特區的發軔地---蛇口工業區由此誕生。

　　干出來的“蛇口模式”

　　梁憲至今還能清晰記起第一次見到袁庚的情形，那是1979年7月初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剛從交通部調往香港招商局工作的梁憲作為外派干部進行照例學習，聽常務副董事長袁庚作“形勢報告”。

　　“過去在內地聽‘形勢報告’多矣，講者大多正襟危坐，手執講稿宣讀，即使洋洋數萬言，往往自始至終也不外‘大好’二字。”梁憲回憶，“袁庚卻站立著向大家作報告，手上并無片紙只字。他身體魁梧，目光炯炯有神，不時以手勢配合語言，面部還表情多多，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就在這次學習中，梁憲聽袁庚講起了蛇口，袁庚說：“蛇口是個好地方，那里有綿綿細沙的海灘，海灘上有風吹瑟瑟的樹林。你們有誰去過夏威夷嗎？蛇口，美得就像夏威夷一樣！”

　　此后沒幾天，梁憲就有了親臨“夏威夷”的機會。這一年的7月中旬，交通部科技局局長高原應袁庚之邀，帶領幾位專家到蛇口幫助做工業區的發展規劃，梁憲一同前往。

　　梁憲回憶，那時，香港與蛇口之間仍無渡輪，因為蛇口沒有地方可以吃飯，他們還自帶了面包與飲料。船從香港中環政府碼頭出發，向北飛馳約一個小時后在蛇口“漁民碼頭”靠岸。“所謂‘漁民碼頭’，實是半截殘舊的突堤，其上既無海關，也無邊防檢查站，只有一個穿制服的官員站在突堤上等我們，手里拎著一個黑色公文包，為我們辦理入境手續。而這個人，就是后來的蛇口海關的關長。”

　　工業區指揮部設在緊靠沙灘的一棟小小的兩層磚屋內。“那種磚屋有那么五六棟，一字排開，原是蛇口漁民植蠔和剝蠔的地方，”梁憲回憶，“我們在其中一間小屋內開會研究規劃，屋內沒有任何家具陳設，我們只好趴在地上看地圖，站著享用帶來的午餐。”

　　今年70歲的梁憲，1979年6月赴香港招商局工作，深得袁庚賞識，1979年進入蛇口工業區，曾任工業區管委會委員、董事會董事、培訓中心主任，1985年調回招商局集團，1999年退休，現為中集集團高級顧問。中集集團是在蛇口生長起來的著名的中外合資企業之一。7月21日上午，在梁憲的辦公室里，他向本刊記者憶起蛇口與袁庚，還手指窗外，說當年蛇口開發的第一炮就是在中集大樓的邊上炸響。

　　初入蛇口，按照梁憲的說法，一個意想不到的事情是，開發者首先要掩埋偷渡者的尸體。“唉，今天又有‘咸魚’了。”這是他們經常聽到的話。“咸魚”即指偷渡者的尸體。每到這時，他們便用拴有繩子的竹竿把尸體挑到沙灘上埋掉。

　　袁庚是把蛇口作為一個試驗場來打造的。梁憲曾聽袁庚說過：“我就是想在靠資本主義最近的地方來試驗一下，看我們共產黨人能不能搞經濟，能不能搞出像香港那樣的效率。”